在2019年新冠疫情之前，探究细节、开诚布公的作风在美国政府部门就很是稀缺。现在，这几乎已经消声匿迹了。没有国际科学合作，对SARS-CoV-2的全球防疫就无从谈起。中美在疫苗研制方面的进展应该让我们对科学有望解决这一问题感到乐观，但是美国政府相关部门的措施却没有带给我们同样的鼓舞。

中美之间的对抗完全没有必要，因为疫情对双方都有长期的相互影响。难道美国不应当收敛一下国家民族主义的趋势吗？特朗普政府不明白，争取中国科学界的合作与质疑中国政府早期的防疫措施两者并不冲突。当疫情波及全球，齐心协力拯救人类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需要一个双方协作的方案（both/and approach），然而，我们却处在一个非此即彼的世界里（either/or）。

最新的阻碍来自美国NIH的一项决定。非盈利组织“EcoHealth Alliance”的研究人员Peter Daszak曾经获得NIH的批准，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WIV）的顶尖冠状病毒学者石正丽合作，研究“蝙蝠冠状病毒突发事件的风险”。然而，NIH最近却终止了该项目。项目旨在预防下一轮蝙蝠来源的人类疫病，但是却认为该项目与NIH的目标与优先性不一致。这件事发生的同时，美国政府刚好在没有根据地宣称病毒是从石正丽的实验室泄露出来的，但是，科学界明确认同传染是来自自然界动物传播。

SARS-CoV-2的基因序列排除了病毒来自实验室改造。尽管不能完全排除是蝙蝠样本病毒，从实验室泄露出来。石正丽与合作者发表的研究表明，她们实验室最新的病毒版本与SARS-CoV-2至少相差了20年的进化时程。SARS-Cov-2就算是实验室泄露出来的，也是二十年前发生的。要么，它就是另外被带进实验室、没有记录在案却不知怎么被泄露出来。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无法解释实验室泄露的可能。

美国政府指示情报机构调查此事。上周，他们排除了病毒来自实验室改造，但尚未明确病毒是否来自实验室泄露。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却将“实验室泄露”的不确定性变成事实来支持他们的论断。

尽管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与此相悖，美国国务卿蓬偑奥却是最早声称“目前，最好的专家认为病毒是人造的”。显然，他所指的“最好的专家”既不是科学家，也不是情报专家。蓬偑奥声称他持有我们不可能看到的证据。

我们从上述研究被压制的事件中能得到什么教训？Daszak及其同事在中国南方精确探寻冠状病毒从蝙蝠到人传染的高发地区（很可能存在着中间宿主）。如果我们不想再遭遇类似的疫情，发现这些热点地区可能很有价值。同样重要的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发现的蝙蝠冠状病毒序列在实验室被用于药物remdeivir的实验，这是当前科学唯一支持的COVID-19治疗药物。Vanderbilt大学的Mark Denison参与过该药的研发，他是这样评价联合研究的：没有联合研究，“我们对remdesivir的研究不可能取得当前的进展”。

美国联邦政府中的科学同仁值得称赞。他们在不可能的情形下，仍竭尽全力保护美国人民。在疫情之前，NIH迫于民族主义压力，终止了研究中的外国影响。现在，它还要规避来自“政治高于人命” 的美国政府的政治打击。

在美国“非此即彼”的暴政下，我们只能靠自己生存。“协作共存”的希望或可能性在于我们都在同一个世界里，尽管这个世界还不完美。